跟作家惯常所做相仿佛，玛格丽特·杜拉斯也爱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当成原材料写到自己的小说当中。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她甚至在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也取名为玛格丽特·杜拉斯，让现实中的自己与虚拟的自己相融合，从而很难使人分辨出到底哪一个杜拉斯更接近她的本质。
不管怎么说，自从杜拉斯1996年3月以81岁高龄故去之后，“谁是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问题便日渐迷住了洛尔·阿德勒。她那时已着手准备撰写第一部杜拉斯传记，但对自己是否能回答也许连杜拉斯本人都未思考过的问题，她心中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她说，她的传记就是她的作品，可你又怎能相信她没有在小说中隐匿了什么真相呢？
自然，在涉及到她对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下法国的反应这一敏感话题上，尽管她总把自己描绘得颇有英雄气概——或许她相信自己就是那样的，相关资料所记事实却未必与之相符。她记住了自己同抵抗阵线在一起的经历，却“忘记”了她同德国人共处的初期工作。其实，她在回忆往事时，完全明白什么应该“想起”，而什么则该“忘却”。
身为一家出版社编辑的历史学家阿德勒时年48岁，她从事杜拉斯研究已有七年时间。她说：“在其晚岁时光，她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由自己发明出来的传说当中。她极其诚挚地藏匿了所有与自己相关的线索，仅仅是为了不想记起某些事情。她实际上已不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了。在她众多著作中被创造出来的每样事情，都变得比她实在生活过的生活更加真实可信。”她本来有两年时间同杜拉斯家人在一起，为其写作研究做采访和调查，但当对方获知她要写传记时便中断了与她的合作。
“有的时候，我想着自己都快要发疯了”，阿德勒有次回忆说。“若早知道做起来这么艰难，知道她会日日夜夜缠着我，甚至在梦中也不离开我，当时我肯定不会动手做这个项目了。可是既然做开了，我就没办法停下手来。我必须得走到目的地，希望到那时能最终搞明白，到底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真实存在活过的女人呢，还是一个由她自己创造出来的传说人物。”
推动着阿德勒坚持不懈往前跋涉的，乃是一个从七十年代末期她就拥有的强大感情纽带。其时，刚刚流产后的阿德勒偶然看到了给自己“活下去意志”的杜拉斯小说《太平洋大堤》，因此与杜拉斯有了书信来往并同她建立了友谊。在杜拉斯1982年因为《情人》而成为畅销作家之前，阿德勒从未读过她的任何一本书。
阿德勒按年代一本本阅读杜拉斯所有的著作时，感到她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迥异的世界，她觉着“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多个作家组合。”
为了详细认识杜拉斯的思想情感历程，阿德勒还专程去了《情人》故事的发生地越南，在那里见到了不仅认识“情人”，而且也同杜拉斯相熟的人们，还会晤了杜拉斯的母亲和兄长。她从那些人里获知，“情人”事实上并不像她在小说中描写得那么英俊潇洒。
阿德勒在她完成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地披露了以前杜拉斯本人一直有意回避的当年在德军控制下维西政府任职的经历。在她1985年的小说《痛苦》中，杜拉斯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在密特朗领导下抵抗组织中的一员，积极投身反抗德军斗争。但据阿德勒研究，密特朗和杜拉斯两人1941年都曾在法国伪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而杜拉斯直到1943年中才加入抵抗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阿德勒还发现，杜拉斯从1942年7月起，曾在伪政府的新闻出版审查机构当过一年秘书，专门从事鉴定图书是否合乎出版审查要求。大批法国作家因之遭到禁止，还有不少人为迎合审查趣味而苟且偷生。
至于杜拉期这个时期工作算不算通敌卖国，阿德勒在书中未做结论。但是，她显然因此触动了一个杜拉斯最不愿讨论的问题。
她的传记还谈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细节。大约在1944年夏天，杜拉斯的作家丈夫罗伯特·安泰尔姆因帮助抵抗组织工作而被捕入狱。杜拉斯为营救他同一个在盖世太保任职的法国人夏尔·德尔瓦尔交了朋友。在安泰尔姆被押解往德国之前，她同德尔瓦尔交往过分密切，以致有人怀疑他们是否产生了私情。
巴黎1944年8月解放后，德尔瓦尔被密特朗领导的抵抗组织逮捕并审讯。但在《痛苦》之中，杜拉斯却写到她如何折磨他，正如她后来公开对记者说的那样，虽然并无人对她是否这样做过有任何见证。
对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认识更多以后，阿德勒是否逐渐不太喜欢她了呢？
“不，更热爱她了。”她犹豫地答道。“有时我对她的狂暴、自私和可恶而愤怒地痛哭流泪。我不喜欢她对战争的暧昧态度，而且也无法容忍她将自己称为天才。但是她还是极有勇气的，因为她敢于冒险去探视心灵深处的自己。她知道她是自我摧毁的，可她的写作又将她从疯狂中拯救出来。这使之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戴面具的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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